我國征信業從20世紀80年代起步以來，從事信用報告、信用評分、信用評級等徵信業務的機構越來越多，目前業務較活躍的徵信機構已達300多家，徵信業務的需求與供給不斷擴大，徵信市場已經初具規模，徵信業在經濟中的作用日益顯現。據統計，截至去年底，央行徵信中心收錄企業及其他組織1447萬戶，收錄自然人6.4億人，其中有信貸記錄的1.4億人。 [2]因此，在這樣的徵信業發展背景下，信息主體的私權保護更具有現實意義。尤其是作為自然人的信息主體，徵信社個人信息保護應當為立法所重視。 徵信社 徵信 外遇 徵信社 徵信 外遇 抓姦
首先，信用信息的寬泛界定容易使徵信系統成為“大麻袋”，不管與信用的關聯度如何，都可以盡可能往裡塞，除了社會經濟活動中形成的相關交易記錄之外，諸如超生、環境污染、“酒駕”、“醉駕”等，都有可能進入個人不良徵信記錄。 [3]如此一來，不良徵信記錄變成了不良行為記錄，這與徵信系統設立的初衷相悖，也難以收到社會徵信體系建立的實效。因此，《條例》應進一步區分或明確信用信息與非信用信息，對不屬於信用信息或者與徵信行為在關聯度上不構成密切聯繫者，應排斥於信用之外。否則，在信用信息範圍的立法界定上，私權和自由就會面臨著隨時受到不合理限制的危險。
其次，總則僅規定個人隱私權保護是不全面的。隨著個人權利空間的逐步拓展和權利種類的漸趨細化，與徵信有關的個人權利不僅包括隱私權，徵信活動還有可能涉及個人的信用權、自由權、姓名權、名譽權等多種人格權。立法應就此作出更為靈活的規定，從私權保護的一般性宣示上彰顯立法對私權的重視，使私權與公權及公共利益在保護上處於平等地位。 《條例》明確規定“徵信機構應當遵守法律、法規，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不得危害國家安全，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但未對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的私法權益保護作出宣示性規定，有違私權之平等保護原則及私法上積極倡導的平等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