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殘害農民?
用僵化的觀點會認爲城鎮化率越高越好,農村人口越少越好,實則不然。
4月初,溫家寶總理在呂梁山區考察時表示,土地是農民最大的社會保障,維護農民的基本權益最重要的就是維護土地權益。耕地不僅是農民的利益,也是國家利益,因爲中國人太多,地太少。土地流轉要尊重農民意願,不能搞強迫命令。修路、建房都不能亂占農民耕地。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4月初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指出,中國城鎮化率還有很大的空間,是拉動市場需求的重要抓手,但城鎮化率存在虛高現象,城鎮化率並非越高越好。
中國農民壹直是做貢獻階層,在土地資産化之前,強迫農民做貢獻的主要方法是強壓農産品價格,通過價格剪刀差讓農業反哺工業;在土地資産化進入資本時代之後,強迫農民做貢獻的主要方法是低價奪走農民的土地,以土地換基本社保等方式強迫農民進鎮上樓,其實質是剝奪農民的土地資産收益權,讓農民成爲無財産性收入的廉價勞工,數百年前的羊吃人創造廉價勞動力運動在當下重演。
取消延續千年的農業稅,是壹大進步,同時也說明依靠農業剪刀差剝奪農民的方式基本退出曆史舞台,土地作爲最重要的全民資産成爲被剝奪的主要財富。無生存技能、無原始積累、無未來資産的“三無農民”進城之後,成爲城市的邊緣群體和無效消費群體,既不能爲拉動內需做貢獻,也不能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
按照陳錫文的說法,我國城鎮化率的數據虛高。在城鎮連續居住超過6個月之後,便統計爲城鎮人口,大量農民工成爲城鎮人口,卻沒有享受到城鎮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體系,據調查,有10%到12%的城鎮人口是實際上處于城鄉兩元分化體系中弱勢壹極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在工業化過程中“被城鎮人口”。這些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沒有基本保障;在鄉村土地又不能變現,無論身處城鄉都是弱勢群體。
壹些人以經濟發達地區的江浙等地征地高收益,反證目前農民的幸福生活,顯然是將紅腫的膿瘡當作了胭脂。實現了基本工業化的江浙等地的土地收益,已經吸引某些公務員在公務員身份與農村戶籍之間腳踩兩只船,適足以說明其他地區低價征地的農民被剝奪的慘狀。
低成本而惡性的城鎮化,是在工業化初期的特有現象,其目的是資源集聚、發展低端的制造企業。如果我國繼續延續羊吃人的惡性城鎮化之路,可以預期,不足數年,城市處處是貧民窟,在城管的圍剿下左沖右突,資源聚集者成爲叢林中的企業家,他們靠優惠政策、靠廉價資源、靠掠奪農民的土地財富獲得暴利。
土地原本是農民最後的保障之源,但在掠奪式的征收體制下,土地壹再成爲農民弱勢地位的象征,土地征收成爲壹輪又壹輪的新赤貧勞工的源泉,土地財富的不公平分配是中國貧富差距如光速擴張的罪首之壹,農民只能獲得土地財富鏈條上的百分之壹,囤積土地者可以分享工業化時代、資本時代土地溢價的紅利。土地不是農民的依靠,而是農民的噩夢。
要解決城鎮化問題,要解決農民問題,必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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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
決土地財富的分配公平問題。今年年初,《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公布實施後,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與房屋拆遷法案的改革提上議事日程。據《半月談內部版》報道,國務院有關部門正抓緊對土地管理法有關集體土地征收和補償的規定作出修改,由國務院盡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議案。1986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在1988年、1998年和2004年進行了三次修改,第四次修改的根本是,界定土地征收過程中的公益邊界,讓農民真正分享土地紅利是重中之重。
農民分享土地紅利有兩種途徑,第壹種途徑是徹底的市場化途徑,讓農民擁有土地的資産收益,不再按照可笑的農作物産值作爲補償依據;第二種途徑是折中之舉,讓農民以農民入股,成爲企業或者開發區的股東,按年享受紅利、風險共擔,農民壹躍成爲資本時代的股東,對企業行監督與管理權,以捍衛自身的利益。
鑒于目前農民的專業素質,以及農民保障體系不健全的現實,後壹種方案更可行。這是農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跟上資本時代的步伐、利用土地原始積累改善自身素質的根本路徑。